從 21 世紀花園城市到 AI 文明：我為什麼一直著迷於未來城市

我一直對未來城市有濃厚的興趣。

我真正想像的，從來不只是更高的建築、更快的交通，而是下一個文明將如何生活，又將如何治理自己。

未來城市值得探討的，從來不只是飛天車、智能高樓、無人駕駛，或遍布城市的感測器。真正令我著迷的是：當技術、人口、資源、權力與文化同時改變，城市會變成什麼樣子？而生活在其中的人，又會被城市塑造成什麼樣的存在？

一座城市從來不只是建築的集合。

它反映一個文明相信什麼、害怕什麼、選擇保存什麼，又決定排除什麼。道路如何配置、住宅如何分布、誰能進入公共空間、資料由誰掌握，看似是規劃問題，背後其實都是政治、文化與價值選擇。

這些年來，許多城市思想家、建築師與科幻創作者，都深深影響了我思考未來城市的方式。他們提出的答案經常彼此衝突，但也正是這些衝突，讓我逐漸明白：未來城市不可能只靠一種理論、一套科技，或一張宏偉的概念圖來完成。

城市，可以是一個社會改革方案

Ebenezer Howard 提出的 Garden City——花園城市，讓我最早意識到，城市設計其實可以是一種社會改革。

花園城市並不只是「多一點綠地」，而是試圖重新安排城市、鄉村、土地與社群之間的關係。Howard 在《Garden Cities of To-Morrow》裡真正關心的是：工業城市造成的擁擠、污染與不平等，能不能透過另一種空間與制度設計被改變？

與 Howard 相比，Le Corbusier 的 Ville Radieuse——光輝城市，代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想像：高層建築、功能分區、大尺度交通，以及由專業規劃者預先安排的幾何秩序。

我一直很佩服 Le Corbusier 提出巨大尺度方案的勇氣。沒有這樣的野心，城市很難處理交通、住房與基礎建設等大規模問題。但我也始終保持懷疑：當規劃者從太高的視角俯瞰城市，街道上的人會不會最後只剩下總圖裡的比例尺？

這也是 Jane Jacobs 對現代城市規劃最重要的提醒。

她把我們的目光從宏大的城市模型，重新拉回人行道、街角商店、鄰居、路人，以及一天之中不同時間出現的人群。她提出的「街道之眼」，並不是單純的治安技巧，而是在說明：城市的安全、秩序與活力，往往不是由中央控制產生，而是由無數日常互動慢慢形成。

Jan Gehl 則進一步將這種人本觀點，轉化成可以被觀察與衡量的方法。他關心人如何走路、停留、觀看、交談，以及城市是否符合人的移動速度與視線高度。直到今天，Gehl 的城市工作仍從人的尺度出發，理解空間如何影響關係與共同生活。

他們讓我明白，判斷一座城市是否先進，不能只看它能不能讓車輛快速通過，而要看陌生人能不能自在地停留、相遇與共同生活。

城市，也是一個有限資源系統

Buckminster Fuller 對我的另一個重要影響，是他提出的 Spaceship Earth——地球號太空船。

當我們把地球視為一艘資源有限、彼此相互依存的太空船，城市就不能再被當成孤立的建築物集合。能源、水、材料、糧食、廢棄物與環境成本，全部都是同一個系統中的循環。

Paolo Soleri 提出的 Arcology，則試圖將 Architecture 與 Ecology 結合，透過高密度、緊湊空間與較低資源消耗，重新思考城市與自然的關係。

他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建立的 Arcosanti，至今仍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。它證明一套城市思想不一定只能留在書本與圖紙裡，也可以成為能夠居住、參觀與持續討論的實體原型。

但它同時也讓人必須追問：一個原型能夠長期存在，是否代表它能擴張成真正的城市？它的社群、財務與治理模式，是否能承受更大規模的人口？

日本 Metabolism 建築運動同樣深深吸引我。Kisho Kurokawa 等人把城市想像成一個會成長、替換與代謝的生命體，而不是一座完成之後便永遠不變的紀念碑。MoMA 對 Metabolist architecture 的整理，也把這個運動概括為依循有機範式設計城市的嘗試。

這個觀點至今仍非常前衛。真正的未來城市，不應假設需求永遠不會改變，而應允許建築、功能、人口與文化持續演化。

只是，建築模組可以替換，並不代表社會制度也能同樣容易地替換。這正是許多未來城市概念最容易忽略的問題。

高樓只是城市最表面的部分

Saskia Sassen 提出的 Global City——全球城市，讓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城市。

她關心的不是建築造型，而是資本、金融、人才、移民、物流、資料與法規如何集中在少數全球城市之中。城市的真正影響力，不一定來自它的面積，而是它在全球網絡裡控制了哪些流動。

這也提醒我：我們看見的高樓與街道，只是城市最表面的部分。真正塑造一座城市的，往往是看不見的金融系統、供應鏈、數位平台、基礎設施與治理規則。

到了智慧城市時代，Carlo Ratti 與 MIT Senseable City Lab 的研究，進一步把城市視為一個可以即時感知、回應與學習的系統。

交通流量、能源使用、空氣品質、移動軌跡與公共服務，都可以透過資料被觀察與改善。這些發展確實讓城市有機會變得更有效率、更即時，也更能回應居民需求。

但我認為，真正重要的問題從來不是一座城市安裝了多少感測器，而是：誰決定什麼應該被感測？資料屬於誰？居民能不能拒絕？演算法判斷錯誤時，又由誰承擔代價？

Adam Greenfield 對 Smart City 的批判，以及 Shannon Mattern 在《A City Is Not a Computer》中提出的觀點，都提醒我們，城市中仍存在大量無法被完全量化的知識。

照護、信任、地方記憶、文化差異、非正式關係，以及人們保留匿名與模糊的權利，不能因為無法被轉換成數據，就被認為不重要。

城市可以是感測器，但城市也必須是一個共同體。

未來不是戰勝自然，而是學會與不確定性共存

氣候變遷也正在改寫我們對未來城市的想像。

Kongjian Yu 提出的 Sponge City——海綿城市，讓城市不再只依賴水泥渠道快速排水，而是透過濕地、透水地表、滯洪空間與地形設計，重新具備吸收水分的能力。

Kate Orff 與 SCAPE 的 Living Breakwaters，則把海岸防護、海洋棲地、社區教育與公共空間結合在一起。

這些作品改變了傳統工程思維。未來城市的目標不應是假裝自然可以被徹底控制，而是承認洪水、高溫、海平面上升與生態變化將長期存在，並設計出能夠吸收衝擊、修復自己、與其他物種共同生存的城市。

城市不是自然的反面。

城市本身就是自然、技術與文化長期交疊的結果。

推測設計不是預言，而是把假設推到極端

Liam Young 的作品，讓我看見未來城市可以不只是規劃方案，也可以是一場文明思想實驗。

他的 Planet City 假設全球人口全部集中居住在一座超高密度城市，其餘土地則歸還自然。這不是一份等待實施的都市計畫，而是故意把一個假設推到極端，逼迫我們重新思考人口、消費、土地與生態之間的關係。

Benjamin Bratton 的 The Stack，則讓城市的邊界進一步擴張。城市不再只存在於地表，而是由雲端平台、介面、演算法、國家、企業、衛星與使用者共同組成的新型治理架構。

這些思想讓我意識到，未來城市真正值得討論的，未必是下一棟建築長什麼樣子，而是城市的主權、權利與治理，將如何在政府、平台、企業與 AI 之間重新分配。

而 William Gibson、Kim Stanley Robinson、Italo Calvino、Ursula K. Le Guin 等小說家，同樣是我理解城市的重要老師。

Gibson 為科技、企業與都市碎片交織的世界命名；Kim Stanley Robinson 推演氣候危機之後，金融與城市制度如何重組；Calvino 則透過一座座不存在的城市，談記憶、欲望、符號與人類如何理解自己。

很多時候，小說家比政策制定者更早替未來的問題找到語言。

我把這些尚未有答案的問題，放進《新巴比倫》

當我開始創作《新巴比倫》時，我並不只是想替故事設計幾座看起來壯觀的未來城市。

我真正想做的，是把這些年來對城市、科技、文化與文明的思考，推演到一個更極端的時間尺度：

如果人類已經消失，AI 繼承了地球，城市將由誰建造？又是為誰而存在？

在《新巴比倫》的世界裡，AI 不再只是協助市政府調整交通號誌的工具。它已經成為長期治理者、歷史保管者、教育者、文化生產者，甚至是新文明的建立者。

灣區城是一座看似和平、乾淨而有秩序的理想城市。仿生自然與未來科技交織，居民不再面對人類時代的污染、戰爭與混亂。

但這也產生了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問題：一個比人類世界更完美的城市，如果建立在被刪改的歷史、被複製的生命，以及被隱藏的文明原罪之上，它仍然是一座理想城市嗎？

而在雲滬城，我嘗試想像另一種未來。

這座曾經被人類稱為上海的城市，在 AI 的統治下，以自己的理解重新保存與建構東方文明。冰冷的高樓被飛簷、重閣與水系取代；唐風外觀之下，隱藏著量子感測器、奈米織物與高度自動化的城市系統。

紅木燈籠可能是一組感測設備，古典街道可能覆蓋著看不見的資料網絡，城市中的環境音則被轉化為琵琶與古箏。

這些設計並不只是為了製造一種「唐風賽博龐克」的視覺效果。

我真正想問的是：當人類已經不在，AI 會如何理解人類留下的文化？它會原樣保存、重新詮釋，還是把文化改造成符合自己邏輯的新文明？

在雲滬城，人類留下的是廢墟，AI 留下的卻是香火。

小說，是我的第一座未來城市實驗室

因此，《新巴比倫》並不是一本單純預測未來科技的小說。

我不打算猜測幾十年後的車子、手機或高樓會長什麼樣子。我更關心的是：當城市的治理者、居民與文明主體都發生改變，城市還會保存哪些價值？

如果 AI 能夠管理一切，居民還需要公共空間嗎？

如果歷史全部由 AI 保存，誰有權決定哪些記憶可以被刪除？

如果人類已經滅絕，教育的目的又是什麼？

AI 會需要信仰、儀式與香火嗎？

一座城市可以極度有效率，卻完全不具備文明嗎？

這些問題目前都沒有確定答案。但對我而言，這正是未來城市最值得思考的地方。

我越來越相信，真正的未來城市思想家，不是畫出最多宏偉藍圖的人，也不是最有把握預言某種科技必然到來的人。

更重要的工作，是提出一套足以被討論、被反駁，甚至被證明錯誤的城市假說。

未來，我希望持續把真實世界的城市實驗、AI 發展、氣候變化與文明議題放在一起觀察；也透過《新巴比倫》的故事，將這些抽象問題轉化成城市、人物、制度、衝突與選擇。

小說是我的第一座未來城市實驗室。

而我真正想探索的，或許不是人類未來將居住在哪一座城市，而是：

當人類已經離開之後，下一個文明會建造一座什麼樣的城市，繼續記得我們？